石兴邦：陕西省耀县人。1923年12月17日生。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及省考古研究所所长。1954年他主持了闻名中外的半坡遗址发掘，此后，他一生都致力于中国的考古事业。

　　考古大师——石兴邦：

　　希望能见到武则天墓里的藏品

　　20世纪初，他们锐意进取，开风气之先，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不懈追求，成绩卓然……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跨世纪的大师，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重温一个时代的精髓。

　　图\文：记者 陈庆辉

　　半坡遗址“人面鱼纹盆”的出土让所有人见证了6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祖先拥有的智慧，这一次的考古发掘也让所有人知道了石兴邦这个名字。半坡的辉煌并未让他止步，这之后，他又发掘了下川遗址和白家村遗址，这三大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彩陶的起源和粟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最坚实的论据。如今，90岁高龄的他仍痴迷于考古研究，每天两点一线穿梭在办公室和家之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老人中气十足，思路清晰，说起他的考古经历，依然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仿佛发生在昨日。

　　半坡遗址，他看见那个古老的鱼纹人面

　　1944年，石兴邦以陕西省高中会考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当时设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边政系，关中的放羊娃成了中央大学的一名学生，对23岁的石兴邦来说，这是一个前程似锦的开始。毕业后，石兴邦考入浙江大学，跟随吴定良先生学习体质人类学。不久，一次在杭州的考古实习再一次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当时在杭州玉泉山底下发掘了一个金屋，金屋被盗得没有什么了，但我感到考古很有意思，就顺利转学考古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夏鼐先生成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随后我便跟着他在北京的考古研究所工作。”

　　1953年5月的一个傍晚，在西安铲河边的高地上，前来考察的石兴邦看到了令人振奋的一幕。“在不远处有一个断崖，我过去一看暴露出来的东西很多。有灰烬、残渣，还有器物，陶片、石器等，乱七八糟躺在那里，有的则露了半个面。”石兴邦带回的石器和陶片引起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些石器陶片正是属于新石器最早、最灿烂的仰韶文化。

　　第二年秋天，半坡遗址正式开始发掘，主持者就是年仅31岁的石兴邦。“发掘不久，一座房屋的遗迹显现出来，它的面积达160多平方米，这极有可能是整个部落集体活动的中心!”石兴邦说，“这是晚期半地穴式的房子，中间有个火塘，火塘高一点，可以想象当时点着熊熊的烈火，周围坐着氏族的成员。大家在一起商量事情，欢快地围着火塘跳舞。”

　　随着不断挖掘，一个沉睡了六七千年的原始村落，在考古队员的手下得到了完整的重生。最令石兴邦兴奋不已的则是一年之后，他亲自见证的奇迹——一批最具仰韶文化特色的彩绘陶罐出土，其中，人面鱼纹盆是其著名的代表。“这是一张神秘的笑脸，圆圆的人面上有一对眯起来的眼睛，鼻子形似倒立的英文字母T，笑嘻嘻的嘴边含着一尾细长的鱼，表情天真而又诡异。”石兴邦说，“根据半坡的发展情况来看，可能它就是以鱼为图腾的一个族的族徽。”此后，石兴邦带领一两百人先后五次发掘、耗费四年时间，发掘面积达到一万平方米，创下了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纪录。

　　偶然的机会，他让舍利重见阳光

　　法门寺原名阿育王寺，始建于东汉，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唐僖宗的时候，佛祖释迦牟尼的一枚真身舍利被迎奉到法门寺，然而，没有人知道它究竟藏在何处。1987年，由于施工失误，法门寺塌方。石兴邦带了几名考古队员来到法门寺，准备对塌方现场进行清理发掘。结果，在塔基正中，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已经破碎了的方形石板。揭开石板，一个神秘的地下宫殿出现在人们眼前。

　　回忆当时的情景老人很是兴奋：“地宫位于塔基的正下方，平面像一个很长的‘甲’字形，开启第一扇门后，是一条长长的隧道，尽头的第二道门前有两块石碑，详细记述了法门寺的沿革、佛指舍利被迎奉的经过。最主要的文物全部集中在后室，有大盒子装小盒子的八重宝函，函顶盖上还有一尊鎏金菩萨像，两边有石雕护法天王。”发掘继续进行，他们在后室地下找到一个坎，挖开以后看到有一个小小的玉石棺材，里面装着一节长约6厘米的青黄色管状物，“这就是让佛教徒视为圣物的佛指舍利。”

　　发现舍利的这一天是1987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恰好是佛祖诞生的第2552个纪念日。此后，这个日子也成了石兴邦的节日，在中国考古史上，他又一次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考古工作者必须视黄金如粪土

　　石兴邦一生都在与珍贵的文物打交道，但是他的生活却非常简朴，最爱吃的就是老家寄来的五谷杂粮，而他和妻子一直住在单位的宿舍里，家里摆放的也只有几件文物的仿制模型。

　　在石兴邦看来，考古工作者一定要能耐辛苦，而且还要学会享受辛苦，才能真正感受到乐趣。他认为，对考古人来说，清廉是绝对的行为准则。而当年他曾经的一次思想偏差，让他差点被夏鼐拒之门外。

　　那时，他负责全队的财务支出。一次考古后，剩下的钱很少，相当于现在的2~3元。石兴邦和同事说，拿去吃掉算了，没想到竹片粘的墙隔音效果不好，这话被夏鼐先生听到了。先生跑到石兴邦面前严厉地说：“你说啥?这绝对不行。”随后石兴邦申请跟着夏鼐先生学考古，不料却吃了闭门羹。“我知道，就是那次事情惹的祸，于是我写了检讨书，表示自己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当真。这才得到了夏鼐先生的谅解。”

　　“我们考古的人不能收藏文物，更不能买卖文物，这是一个绝对的戒条。”石兴邦说，“我在北京挖万历皇帝嫔妃的墓地时，棺材里是凤冠霞帔，那些金镯子、玉镯子不知道有多少，棺材底下铺了金元宝，我拿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我们连想都不想。”

　　石兴邦当研究所所长的时候，也依然把考古素质教育排在了首位。“这是关键，考古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保险而不是相对的。以前就有个咸阳的同志悄悄拿走一只金戒指，被判了12年徒刑。所以考古工作者要真正视黄金如粪土。”

　　考古就是把死的东西变成活的历史

　　广州日报：您为什么主张挖武则天墓呢?

　　石兴邦：高宗李治埋下去的时候，据说是全国财富的三分之一被带到他的墓里面去了，隔了二十多年以后，武则天进去的时候，据说天下财富三分之一又给她带到墓里去了。究竟里面有多少东西，有什么，甚至有人说唐太宗想要带到墓里面的那个兰亭序，很可能是在高宗的墓里头。这里有很多猜测，我们这一代考古者，都希望能看到里面的东西，哪怕只有一点。

　　广州日报：有人说，武则天墓一旦开挖，里面的东西会遭到破坏，您认为呢?

　　石兴邦：文物保护它有一个原则，就是保持它原来的环境：一个是湿度，一个是气压，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模拟这样一个环境，把文物放在里面。有些东西即使在墓里，也会坏的，比如木头会腐朽，丝绸时间长了就会坏。明陵在发现的时候三分之一多的东西都腐朽了，它已经有400年了，如果1200年后呢?那不是全部坏了。我们现在条件许可，拿出来保护起来，也许还能有更长的保存时间。

　　广州日报：您给年轻的考古者有什么建议呢?

　　石兴邦：年轻人一定要把基础打好。有机会就要到外国多走走，多看，多想，知识广一些，办法也就多一些。做考古还要有耐心，有些人挖几天就烦了，闹情绪，没耐心就会把好东西都搞坏了。

　　广州日报：您对考古的理解是什么?

　　石兴邦：我认为考古就是把死的东西变成活的历史，说明一个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