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隋建国出生于山东青岛，他的父母都是纺织厂职工。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绘画的天赋。但那时，绘画仅仅是一项业余的爱好，成为科学家才是他的第一梦想。不过“文革”的发生，彻底打破了他的科学家梦。大学关门了，中学不上课，哥哥去了建设兵团，才换得他留在城市。16岁生日刚过，他就进了青岛光明纺织厂，当工人。“打篮球摔了个骨折，休6个月病假，去工厂换药要路过一个公园，公园天天有老头在说古，我突然间觉得我这一辈子，可能就会像他们这样废了。这对我太不公平了，我应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他决定开始走上绘画的道路。早年，他其实有过学美术的经历。当时学校送他去少年宫学美术，那时正值“抗美援越”，大家都在用毛笔写美术字： ‘越南必胜，美帝必败’。但年龄幼小的隋建国犯了大错误，写了个‘越南必胜，美帝必胜’。”此时，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个小的失误就被认为是犯下了大错，于是他就再也不肯去美术班了。重新拿起画笔后，他拜了老师。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开始画画。在工厂呆了8年，直到大学恢复招生。一天，老师对当时24岁的隋建国说，你还年轻，应该通过考大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1980年只是初中毕业的隋建国通过自学考取了山东艺术学院。

　　在进入山东艺术学院雕塑系，隋建国接触到了欧美现代艺术，当时的他想到的是庄子的“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毕业留校期间，他用陶瓷做成无实际用途的东西，体现老庄的“无我”思想。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的主席胡耀邦发出“青年人应该做青年人的事”的号召。隋建国和另一位年轻艺术家结伴去了四川，这次旅行促使他决定再次向人生的高地冲刺——他决定去考中央美院的硕士研究生。

　　1986年，隋建国考上了中央美院研究生。是时，中国的现代艺术正在民间如火如荼地展开，“85美术新潮”之风在各个方面袭来。风潮中，对“自我”存在的论证是其中重要的元素，“艺术家必须证明，一己的独特生存方式便是自己的艺术存在的根据。”这也开启了隋建国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他作为艺术家独立思考的开始。随后，隋建国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进行访学。在访学期间，一位澳大利亚艺术家问隋建国，“中国人拼命工作、赚钱、买房子，好像完全没有生活一样，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这个问题勾起了隋建国的感触，“这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人民不停地备战备荒，还得在运动里互相整。简单地说，在墨尔本马路上走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他可能也说英语穿西装，但在我看来，每个中国人身上都穿着一件你看不见的中山装。”

　　澳大利亚人明白了，隋建国也开窍了。他马上做了十件能摆在桌子上的“中山装”。作品采用写实的手法，他找到了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穿在重庆身着中山装的合影，参照其中毛泽东的那件中山装进行创作，结果一件接着一件，体量越做越大。使得人站在衣服造型面前能明显感受到一种威慑力，并感受到作品的丰满与沉重，并且他将作品命名为“衣钵”。《衣钵》出笼后，正赶上巴黎举办香榭丽舍世纪雕刻大展，隋建国海运三件巨型中山装参展。可不幸的是，结果半路上轮船失火，作品全部烧毁。但“中山装”的大名却已经远播海外，成为隋建国最有代表性，也卖得最好的作品。

　　作品出名后，销售情况也随之好转，但隋建国却并不感到安心，“我搞艺术的初衷不是为了挣钱。”他真正在意的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能够找到令人兴奋的艺术力量。“原先我的作品卖不了多少钱，但都做得很有力量。于是我再下决心，找回当初的力量。”于是，隋建国开始了自己新的探索，他开始跟石头耗上了。

　　《卫生肖像》呈现的是一排铁杆，每根都顶着一个人头形状的烂石膏群。而这些石膏表面横七竖八地缠着绷带。这件作品源于隋建国在大学担当辅导员时期的一次经历。在上世纪，集体生活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生命中难以磨灭的记忆。从学习、生活到旅游，人们总是在群体中活动着。“我们是害虫”是曾经流行过的一段歌曲，它是一段广告歌曲，也极大的迎合了当时人们的一种自嘲心理。尤其是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们，在曾经的一段时期内，在正统的美术界眼里，他们不也是一群“害虫”吗?23年过去了，《卫生肖像》在“佩斯北京”整洁的空间里更显沧桑斑驳，但它的力量仍然依旧。
　　隋建国在对石头探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之后他又创作了《结构系列》：他把一件天然石头截成三段，中间一段用铜铸成，形状与上下两段石头严丝合缝。两种坚硬的材料共生在一起，但再怎么共生仍然你是你，我是我。这几代表了一种社会现实，也表达了艺术家在面对某些问题时坚定的社会立场。

　　在他中国与石头相关的作品中，最著名的石头作品当属《地罣》，二十多块几百公斤重的巨石，每一块都被螺纹钢网紧紧束缚住。“罣和挂是一个字，取这个名字是怀念、记忆的意思。我用‘罣’字，因为它上面是个框子，下面是石头。”隋建国说。1994年《地罣》现身，从此《地罣》被视为中国现代雕塑的代表作。

　　1996年，随着《殛》的完成，是隋建国创作阶段性的一个句号。国君杀臣子曰“殛”。他在一块橡胶传送带上密密麻麻钉满钉子，远看像块地毯。“我就像那块橡胶，钉子伤害你，可你把钉子全部吃进来，最终与钉子合为一体。我没有理由再以受伤害者自居。”

　　2012年，隋建国的大型个展在北京佩斯举办。此次展览对隋建国多年来的创作做了一次总结性地回顾。从展览中我们也可以看出2006年之后的作品，他的作品开始偏于抽象。一根拇指粗细的铁杆上撑着一个人头大小的蓝色球体，为什么叫《天数》呢?只有全文阅读作品实施方案之后才能明白——从2006 年12月25日开始，隋建国每天都把这个小球在蓝色油漆里蘸一下，要是他出差了就由助手帮着蘸。小球直径每星期增加约2毫米。隋建国近乎疼爱地看着这个不断生长的球儿，犹如农夫看着麦苗，母亲看着婴儿。他对记者表示，生命不息，蘸球不止。即便是展览也不会耽误《天数》的生长，“展出的这个球是蘸到第 1893天时的拷贝，原作还在工作室里，每天都蘸。”精确地说，现在隋建国是每天刷一次球。球越来越大，一般的桶都装不下了，为此他专门做了一个机械装置，可以使铁杆倒下，让球在油漆桶上方转动，用刷子涂漆，沥干之后再立起来。

　　隋建国起初是想做一个“卖不掉”的作品：“作为艺术家，有人买作品你很难拒绝，你得有一个理由让别人没意见。”小球永远刷不完，可以理直气壮地拒售。更玄妙的是一个脏兮兮的洗衣机滚筒，筒边厚厚地落了一层灰，这件作品叫《一条河流》。“河流”的源头是西门子公司请隋建国用洗衣机做的一件艺术品，拍卖所得捐助给癌症病人。隋建国浮想联翩——童年时见过妇女们在河边洗衣服，现在一个滚筒原地转圈就能滚出一条循环的河……滚筒周长1.5米，把一堆粗粝的石头放进去滚一万圈，也就是15公里，石头就变成鹅卵石了。速度快时两个半小时，速度慢可能要三天，但想滚出一块鹅卵石，一定得滚完15公里。“我就没问过山石掉到河里变成鹅卵石是不是也要15公里，要走多长时间，反正在滚筒里就是要15公里。”隋建国说。

　　地上的那层灰不是石头末，而是砖末。2010年一位印尼艺术家有感于中国人的舍命发展，在画廊里做了一个砖窑装置，雇一个工人在里面烧砖，砖上印着三个字“别干了”。隋建国就从画廊借来一百块砖，磨成粉，边磨边在墙上写了三个字——“继续干”。两件作品相映成趣。为了“佩斯北京”的这次展览，隋建国又用《一条河流》磨了几块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起怎么看待中国艺术家在国外打“中国招牌”，隋建国说：“海湾战争后，中国年轻军事理论家创造出一种理论叫作‘超限战’，意思是说，在各种条件比如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无法和西方抗衡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打一场不择手段的战争，否则只有失败。这个世界是由强者来制定规则的，弱者若按强者的规则来行事，下场只有一个。……中国的艺术家如何进入国际角色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不要按照西方已经形成的艺术的基本规则行事。”他还引用法国策展人马尔丹的话说：“艺术本来就是建立在抄袭、借用、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包括打品牌等手段。”

　　这里的“抄袭、借用”该如何理解?作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系主任的隋建国说：“如果有人拿玩具恐龙再去做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也不是抄袭，因为这不是我的东西，我只不过是把一个玩具放大，有人去用它来做别的东西，我觉得很正常。甚至‘中山装’有人去做，换一个方法去做去卖，我也觉得很正常，艺术我觉得不是专利。” 比起这个问题，隋建国更多在思考的是：50岁过后，时间的沙漏将如何流逝。他想追求永恒、不朽的状态，而达到着以状态唯一方法就是始终对世界和事物保持好奇心，保持永不停息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