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美术史家，早年任职于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获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硕士学位，1987年获哈佛大学美术史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这些年受聘主持芝加哥大学亚洲艺术的教学、研究项目，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2年建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巫鸿的研究跨学科性很强，融合了历史文本、图像、考古、风格分析等多种方法，而且富于创见，对理解中国古代不同材质、时期、主题的美术作品都颇有启发性。作为著名的古代艺术史学者，巫鸿一直对中国当代艺术有着强烈的兴趣，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就在哈佛为陈丹青、张鸿图、罗中立、木心等一系列旅美艺术家组织了个展和群展。过去十多年，巫鸿策划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展览， 包括2002年的首届广州三年展“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等。同时，巫鸿也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如《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物尽其用：老百姓的当代艺术》和《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等。

　　石剑峰

　　过去几年，中国各大城市都大力发展各类型美术馆(包括博物馆)，既有城市公共投资的城市美术馆，也兴起了不少私人美术馆。您怎么看美术馆数量在中国的爆发式增长?

　　巫鸿：中国过去几年，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是爆发式的。我们虽然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提出超英赶美这样的口号，但在心态上，我们还是觉得中国要以最快速度在各方面赶上西方，无论经济、文化还是科技。在中国，很多政策都是自上而下的，但艺术方面更多从下往上，比如艺术家、收藏家、艺术机构、院校等都有很强的动力去发展美术馆，所以形成这种快速的爆发状态。

　　其实在艺术界，不仅是美术馆的发展，中国很多方面都和西方经验比较接近。西方曾经也出现过各类艺术区，中国在2000年才开始出现艺术园区这类新事物，比如北京的798、上海的莫干山路M50创意园，接着在全国各个城市很快出现一批。在美国，这类艺术家群体和艺术区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被商业化，而中国只用三年左右就会被商业化。现在，美术馆在中国的发展，也进入新的级别。以前说，中国没有当代美术收藏，然后就有了;收藏也很快转化为美术馆，这又是一个跳跃性的。当然私人美术馆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在中国出现，但现在从数量上和心态上，都有质的变化。

　　您这些年一直生活、工作在美国。在您的经验中，美术馆在美国城市中处于什么位置?

　　巫鸿：最近二三十年，在西方，美术馆越来越成为一座城市最主要的文化空间。在一座城市里，当然还有歌剧院、电影院等文化娱乐渠道，但最近些年，美术馆已上升到不太一样的层次。看电影是一个纯娱乐的活动，而美术馆还带有教育和知识的功能，在那里可以学知识、历史和艺术。周末，全家人尤其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更不用说是知识阶层，都会选择去美术馆。在西方，他们的美术馆有很多种类，有大型综合的，也有小型、专业的美术馆，一些重要的展览很可能成为一座城市的重要新闻，你懂不懂都要去看看。在西方社会，美术馆已经成为一个很社会性的、带有旅游性的场所，尤其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全世界的游客来到纽约，都要去看那些美术馆。

　　在美国，美术馆还有一个功能是普通娱乐无法取代的，美术馆这样一个空间在最有钱、最有权势的阶层与普通阶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美国主要的美术馆都是私人的，虽然政府还是会往里面投一些钱，但它们的创建和主要运作机构，还是以私人董事会为主。这里面的人都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但他们把个人财富转化为美术馆。当然这么做有多种目的，比如公益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美术馆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它混合了很多因素。作为一个现代大都会，它成为社会阶层调整的一部分，它有教育功用，也有旅游商业价值。中国的城市也会这么走，也在建美术馆，但我们的知识条件和西方不同，建起美术馆后，下面怎么办?其实建美术馆是不难的，只要有钱、有地，关键是怎么运作。

　　美术馆这样一种公共空间，对公民和城市的意义在哪里?

　　巫鸿：城市需要公共空间，公园是一种，商场是一种，美术馆只是其中一种。美术馆往往处于公园附近，但它和消费空间不同，它具有知识性，完全属于精神层面，所以它不是完全消费类型的公共空间，但也不完全属于公园这样的自然空间，也不是消费性娱乐空间，像百老汇、电影院这种。对于大城市，美术馆也属于一座城市的文化标准，你去欧洲，就可能去看美术馆，通过这些美术馆来比较那些城市。很多人问我，在中国要是看当代艺术，应该去哪个美术馆?我说，还没有这样的场所，所以只好去798。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美术馆。他们就很失望。

　　美国的美术馆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怎么样的发展阶段?

　　巫鸿：博物馆史学家认为，在机构和经济运作上，美国的艺术展览馆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持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主要的发展动力是富有的企业家和财阀。通过帮助建立大型美术馆，这些独立个人或家族一方面对社会作出公益贡献，一方面通过这些公共文化机构巩固了他们的社会权力和对城市的控制。第二个阶段是1960年代以来，这时美国美术馆的一大发展是其赞助者和投资者从单独的富人变成企业和财团，一旦后者通过董事会等决策机构控制了美术馆的发展方向和运作方式，它们也就决定了美术馆的企业化进程，越来越注意对经费和投资的吸引与商业流通的协作。美术馆所办的展览越来越成为市政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这个层次上与城市行政机构发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大型美术馆的主要计划已经不再由策展人、评论家甚至馆长和展览主任控制了，而是变成企业和政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