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青海等地的沙漠地带，遗存着大量古人类生活遗址。当风吹过，古代遗址裸露的时候，当地牧民就在遗址处掇拾各种小玩意，像玛瑙、斧头、鸣镝等代表典型草原文化的生活品和陪葬品。

　　十余年来，一些“踩地皮”者从牧民手中收到了大量的“小铜人”，而不少就流入收藏爱好者赵阳手中。这些小铜人最长约9厘米，最短的不过1厘米，它们形态各异，有持荷、持宝、武装、携幼、乐舞、蹴鞠、踩物、戏兽、蹲踞等近20种，但无一例外以孩童面目居多。

　　关于铜人的来历众说纷纭。在内蒙古民间有一个传说，小铜人晚上会聚会，在灶台上议论各自主人。东北的达斡尔族则有树上挂铜人的风俗，还有铜人磨成齑粉可以接骨的传说。

　　那这些小铜人究竟是派什么用场的呢?“没有什么过硬证据证明它们在古人的生活中承担什么用途，可能是挂件，也有可能是冥器，但今人普遍认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其上寄托了‘祈福’、‘护生’、‘求子’三大寓意则是没有异议的。”赵阳说，因为游牧民族的生活异常动荡，动辄就要拔帐而起举家迁徙，所以当年生育率低，也普遍比较短寿。

　　从现在已经面世的“小铜人”来看，它大约横跨了从汉魏到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明清以前，它主要散落于北方的内蒙古、辽宁、青海、甘肃、河北、山东等地，明清时期的小铜人才在南方某些省份出现。赵阳收藏的“小铜人”多达500多个品种，主要以汉魏铜人与辽金铜人为主要收藏体系。

　　相较辽金铜人而言，汉魏铜人普遍偏小，长度大约在2厘米至3厘米间，其铸造工艺和精神面貌与辽金铜人截然不同，汉魏铜人造型简陋，且部分面目模糊不清，辽金铜人有明显挂痕，造型丰富多彩，立体饱满，铸造工艺精湛，雕工精细，更接近世俗百态。“从这个角度讲，汉魏铜人也许是陪葬的冥器，或跟原始宗教崇拜有关，辽金铜人作为中古器物，即使含有宗教的意味，也已经从娱神到娱人，则已融入世俗市井生活。”赵阳说。

　　赵阳首次收到铜人是在1994年。他在南京朝天宫古玩摊上看到一个系着红绳，赤裸着身体，作蹲踞状的明清小铜人。店家告诉他，这是秦淮河妓院里挂的东西，客人看中谁，就挂在哪个艺妓厢房门口，表明有客，勿扰。赵阳对民俗的东西一直很热衷，店家讲得兴致盎然，赵阳听得津津有味，最后花了30块钱将其买回。

　　待自己对小铜人的知识有所增长后，发现店家完全是为了把东西卖出去，才绘声绘色瞎讲一通，起码是信口而言。后来他便开始留心小铜人，发现小铜人的身影并不少见，比如在周庄的民俗博物馆里就发现有明清蹲踞形的小铜人挂件，更遑论东北、内蒙甘肃等地的博物馆了。上博印玺馆内就有两个带押印的契丹字童子钮藏品。

　　赵阳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在转向收藏小铜人之前，已经玩了很长时间的花钱，并由故宫[微博]出版社出过一本书——《花钱的收藏故事》。在花钱中，他对神怪钱情有独钟，“因其信息含量大，多带有神怪图形、花纹、文字及符咒。而在神怪钱中，最绚烂多彩的又要数宋、辽金时期的花钱。为了探轶其上的风俗、宗教，我对辽金的草原文化产生了特殊兴趣。”

　　而在小铜人收藏过程中，赵阳发现辽金铜人在铜人已知的历史上占主力，至少属于小铜人的兴盛期。他发现自己之前专注的神怪花钱与他主打收藏的辽金铜人均属草原文化的范畴，且有着相同的基础和脉络，因而收藏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宋代的钱币很便宜，一块钱就能买三个，在地上摔摔、听听、磨磨坏了也无所谓。钱币的收藏经历使我用最小的成本对各个年代的铜器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比如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铜质、铸造工艺和不同环境下铜锈有什么不同特征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鉴别铜人和断代时，就能少走不少弯路。”

　　历史上关于小铜人的记载史料极其有限。甚至连“小铜人”的称谓，也是最先在收藏圈中叫开来的。赵阳记得自己在十多年前刚刚介入收藏的时候，圈中对于“小铜人”的称谓可谓五花八门，有叫它“俑子”、“铜俑”、“辽俑”，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带头开始叫“小铜人”，这才约定俗成叫小铜人。

　　对于小铜人的真正来历，也各有推断。赵阳认为，根据他的探轶，小铜人的渊源可能是西方舶来品。“从我个人收集的此类铜人的地点看，西来的途径是十分清晰明确的。一条是在焉耆、于阗、库尔勒为点的丝路上，以本地采集为主;一条是汉朝丝路的西南路，沿着长江进来，密集于洛阳周围和河南范围;三是采集于北京、东北、内蒙古地区的，既可能是当年通过民族交流东进的，也可能是通过收藏交流辗转散落的。由北京、东北与内蒙古地区的实物表现看，已经出现了样式类似，但年份稍晚的物件，暗示着此类铜人可能存在的融入当地风俗的延续性。另外沿着丝路的南、北两路的分布看，越往东部、南部，越稀少的情形也是显然。”

　　“小铜人是一个新命题，中原的历史对它鲜有记述。我希望通过收藏研究，建立起独特的收藏品类，以便进行藏品归类，文献梳理，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独特的痕迹。”赵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