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艺术馆默默地在亚运村立足已近20年，最近，这家艺术馆又收获了从未有过的人气。自徐悲鸿艺术大展在炎黄艺术馆开展以来，超过10万人来这里参观，观众最多时，蜿蜒的队伍甚至延伸到了艺术馆对面的过街天桥。但即便如此，恐怕依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座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民办公助的大型艺术馆，它的创建者就是以画驴而闻名天下的艺术家黄胄。为了表达对艺术大师的深切怀念，本报专访到黄胄的夫人郑闻慧，她为我们讲述了黄胄鲜为人知的身份。

黄胄

(1925～1997年)，河北省蠡县人。原姓梁，名淦堂，字映斋。“黄胄”是他上学时为自己起的笔名。因为在一次体育比赛中,黄胄班级获得一面体育比赛的锦旗，上面写着“炎黄之胄”，其意是说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都是黄帝和炎帝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后代。黄胄便取其中“黄胄”二字为笔名，并首先用在为鲁迅《示众》一文所作的插图上，后一直沿用了下来，有时也署“梁黄胄”。黄胄曾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炎黄艺术馆第一任理事长兼馆长，是一位承载着中外盛誉的艺术家。黄胄擅长中国人物画和动物画，尤以画新疆人物和驴著称。他的代表作有《洪荒风雪》《载歌行》《百驴图》《叼羊图》《牧马图》《草原逐戏图》《草原八月》《松鹰图》等。

社会活动家黄胄

人们常说，梁黄胄不仅是一位人民艺术家，同时还是社会活动家。在我看来，的确如此。

上世纪80年代初，黄胄与画家李可染、蔡若虹、华君武等共同创建了中国画研究院。那时，黄胄刚从新疆采风回来，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打算建立中国画研究院，需要一个既能干又肯干的人，因而选定了黄胄。但黄胄认为自己当时太年轻，便推荐了李可染当院长，他来管理日常工作。

中国画研究院筹建之初，找了很多地方，后来选定的办公地点离紫竹院不远。那时，好多单位都瞄上了这块宝地。黄胄立即拟好文件，自己为手续奔波，当其他单位还在盘算这块地时，中国画研究院的征地手续已经办完了。黄胄的活动能力也是从那时开始就体现出来了。

在当时，黄胄筹建中国画研究院的影响力非常大。他一心一意要建成一座比较现代化的绘画艺术最高学府，曾多方面征求画家们的意见，并听取建筑界人士的看法。可以这样说，黄胄是逢人就大谈自己的设想。那段时间，他无暇顾及画画，只想着他的“中国画研究院”。为了中国画研究院的开幕，黄胄亲自到安徽泾县定了一批宣纸，其中不少是用桑皮代替檀皮做的，为的就是提高画家的绘画效果，有的纸还印上了“中国画研究院成立纪念”的纹样。现在看来，这批纸不仅有实用价值，还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而这种做法在那时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我记得，黄胄还把李可染先生及自己的画做成墨，他做的墨叫“伏枥堂”墨，取其老骥伏枥之意，以便作为在研究院正式成立时赠送友人的宝贵礼品。

在中国画研究院动工后，黄胄也是忙前顾后，就连和装修工程队一块钱一块钱地往下侃价，他都乐此不疲。不过，黄胄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即便在这样忙乱的情况下，只要他在家里待上一会儿，就可以坐下来画一两幅小品或者写一两张书法。

黄胄自幼爱好绘画。他曾告诉我，他上学时喜欢在书本上涂画，写大仿时常常中途辍笔，画起戏中人。就连给父亲写信，他也要画上几个小人。黄胄还为我讲过，他在上中学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有一次，他只用了一个晚上便以漫画形式为学校画出了用于一个展览的全部作品。这也可见黄胄画得多么快，多么灵光。

其实，1943年，黄胄拜著名画家赵望云为师时，赵先生说他已经画得很好了。名师教的学生能超过名师的，少之又少，黄胄却是其中之一——他受过赵先生的直接影响，后来却仍能独立门户，在画史上的地位也似乎更高，可以说这是他的天才因素决定的。

1981年11月1日，中国画研究院正式成立，但黄胄的工作却遇到了阻力。文化部当时每年给中国画研究院的经费只有十来万元，一部分用于租藻鉴堂，还要交给北京市服务局12万元，剩下来的钱才能给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发工资。文化部明确中国画研究院是所谓的补差单位，换句话说，不够的经费只能让他们“自筹”。所谓“自筹”，便是“卖画”，或以黄胄等人的画换回物品，这个筹钱的担子也就落到了黄胄身上。于是，他四处奔走，精打细算。

后来，我听院里的工作人员讲，有人说黄胄不像一个画家，倒像一个商人。还有人写匿名信。黄胄为建中国画研究院付出那么多汗水，但收到的却是委屈和眼泪，在这种情况下，他离开了中国画研究院。但黄胄心里还是想着要推动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后来他便有了建立炎黄艺术馆的想法。

1983年，黄胄在中国画研究院工地参观审查建设中的中国画研究院的设计模型。左起：李可染、黄胄、陆俨少、蒋兆和、董寿平。

黄胄向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捐赠作品。

森蒂跨国钢铁公司驻华代表在邀请黄胄赴德国进行展览。

1986年，黄胄在新加坡举办的个人画展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企业家黄胄

有人说，徐悲鸿先生如果不从事艺术将可能成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而黄胄先生如果不从事艺术可能将成为一名出色的企业家。我认为这话说的有一定道理，炎黄艺术馆是黄胄倾其智慧，倾其财力所建，他的一切，就像是个与时俱进的奇葩。

离开中国画研究院后，黄胄开始潜心绘画，先后在深圳、香港、新加坡举办了画展，尤其是他在新加坡举办的个人画展引起了很大轰动，炎黄艺术馆的创建也正缘于此。当时，有人提议建立黄胄艺术馆，但黄胄认为自己还年轻，有成就的画家太多了，要建就应在首都建一座综合性博物馆。

应该说，对黄胄而言，创建一座民办博物馆的想法由来已久。在新加坡的画展结束后，黄胄便开始为筹备“炎黄艺术馆”忙碌起来，他的状态就像当年中国画研究成立时那么投入。为了筹建这家艺术馆，黄胄和众多海内外艺术家们纷纷捐出了自己珍贵的藏品。黄胄在任艺术馆馆长时，为馆内提供了大量自己的珍贵作品，他陆续捐献出自己收藏的古代书画文物及代表作品、速写作品1000余件。此外，为了能够筹集到资金，黄胄还带我远赴香港向李嘉诚、邵逸夫等有识的企业家、慈善家“化缘”。对每一个捐款的人，黄胄都以自己得意的作品送给他们做答谢。可以说，炎黄艺术馆就是这样民办筹资做了起来。

1990年，炎黄艺术馆的主体建筑完成，除了中央、北京市、朝阳区的领导和关心炎黄艺术馆的朋友们外，还得到了法国的马雷先生和雷彬先生代表elf集团的支持。他们多次来到我们家，暗示可以帮助我们。他们最初希望黄胄能送一尊唐三彩骆驼或骏马，便可以赞助100万美元。我记得当时黄胄说：“这是祖国的东西，我们博物馆还要在社会上征集收藏呢！他们要让我画骆驼，我给他们画一百只都行。”他们被黄胄的爱国精神和艺术魅力所感召，不但出了100万美元，在此后也一直帮助我们。

炎黄艺术馆经过4年的筹措兴建，于1991年8月竣工，1991年9月28日正式开馆，此馆也成为我国第一座大型民办公助的现代化艺术馆。在创建过程中，黄胄遇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使他在希望与绝望中艰难度日，可谓心力交瘁。有许多人曾劝他放弃，可他依旧执著。黄胄对我们说：“既然做，就要做到底。”当他积劳成疾、即将辞世的时候，心里依然在想着怎么把艺术馆更好地办下去。他恳求医生：“再给我两三年时间，让我把艺术馆的事理顺。”黄胄说过，就是死了也不想向国家要钱。

在欧洲，艺术馆几乎全都是国营的，而美国的艺术馆差不多都是私营的。黄胄带我们走的就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模式，也因此叫艺术馆，而不叫研究院。因为研究院是创作的单位，艺术馆是博物馆。也可以说，炎黄艺术馆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黄胄以后去国外考察，就不会有这个艺术馆。

其实，炎黄艺术馆撑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应该说，我们的困难很多，房子也越来越破旧。我们想要开展业务，一条路就是交给国家，一条路是继续民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们的难处，也有几个另外的经营机构来跟我谈，其中，我觉得中国民生银行的背景和性质与我们当年创建炎黄艺术馆时是一样的。另外，黄胄在世的时候和经叔平也有很好的关系，于是，炎黄艺术馆就和民生银行进行了合作。对于民生银行有这种勇气能够参与我们炎黄艺术馆的文化工作，我是表示感谢的。这是文化体制方面的一种创新，正如黄胄当年的做法一样——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黄胄能够募到钱，打造了第一家民办的大型艺术馆，并将它维持下来，这是一个科学性、开创性的模式。

黄胄在炎黄艺术馆的运作中，并没有把其当做是一个家族企业，而是采用了理事会制度。他聘请了从剑桥回来的一些高人，为我们设计的第一个章程中规定理事会是炎黄艺术馆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是现在的理事会。此后，他们又设置了一个基金会，为炎黄艺术馆筹钱。在1988年创立这些制度时，很多人不懂基金会是做什么的。那时，黄胄把我们二人所有的钱都集中起来，注册了一个基金会，向海外募集资金，又由新华社帮助，在香港注册了一个账号，这个账号就叫“炎黄艺术馆基金”。建成之后，黄胄又说，要建立一个公司，所以有人也称他是个大企业家。其实，黄胄建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为炎黄艺术馆做一些经营性的工作，让炎黄艺术馆保持纯洁的公益事业——用一句话说，世界是平的，我们应该和海外站在一条水平线上。我们拿国内外的一些闲钱来资助我们炎黄艺术馆，做我们文化艺术事业，更何况艺术和文化应该是世界的共同财富。

郑闻慧

黄胄的夫人。由于炎黄艺术馆是公益性质的，用它来挣钱显然有违黄胄的初衷，而在社会上筹措资金又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为了实现丈夫的遗愿，为了让炎黄子孙能够拥有自己的民办公助艺术馆，已经年逾七旬的郑闻慧几乎从不外出，她把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建立以及经营方式仔细透彻地研究了一遍。每天早上，郑闻慧总是第一个打开馆门，晚上最后一个离开。有时，在闭馆之后，她还会一个人在艺术馆里走走，再到丈夫的雕像前跟他说说话。“十七”大以后，她大胆地与中国民生银行高管接触，并接纳民生银行与之合作以便使炎黄艺术的治理结构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