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苏东天
          杨 乘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苏东天当年在书房中，亲书这段大学开篇语，悬挂于客厅，以铭志。至今历时几十年的学问研究，可以说苏东天作为一个学问家已达于“在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
我在《点评苏东天国画艺术》一文中谈到他博学而有大慧，有“才绝、画绝、书绝”之称，其中“书绝”就是指苏东天对哲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大智大慧，这种大智慧在当今学术界和艺术界是少见的。
民族古代哲学、文学艺术，代表了民族文化的最高水平，其深奥难解，为世界文化所罕见，尤其是周易、道学、玄学和佛学，更是玄虚，多少学者志士为之穷毕生精力，然能解其精髓者了了可数。而苏东天作为一名艺术家，却以学者的态度深入古代哲学文化的堂奥，那就很难让人理解。如去学习以提高自身修养已是难得，也易让人理解。但是苏东天的志向和恩师遗愿的背景因素决定了他必须沿着这条路去走。
苏东天在历史和文艺理论研究中发现了诗经、王弼玄学在前人研究中存在许多问题。但是不解决这些历史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发展史就不通畅。在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民族责任感，苏东天不畏艰险，一心投入《诗经》和“王弼玄学”的研究。为弄明诗经、王弼之玄学，以大无畏的精神竭尽全力以赴。他从研究民族古代史发展规律和特点入手，涉猎了整个民族古代文化发展史的方方面面，从《周易》、《道德经》、《论语》、《庄子》、《孟子》、《旬子》、《韩非子》、《淮南子》、《春秋繁露》到玄学、理学等，几乎把古代重要的哲学文献都加以了研究，这是一项十分艰辛的研究工作。欣然，苏东天居然能深入庞大学术领域而由浅而出，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而又能给予千古未能弄清的问题予以提纲挈领的清晰答案，以及给予历史性评价和作出全新的结论。
这可从他所著的《诗经辨义》先来做一简析，以点窥豹。《诗经》基本上是一部我国周代奴隶制兴盛时期的史诗，是奴隶时代文化的代表，它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风貌，而且展示了时代文化艺术的最高水平。它那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特点和比兴手法，奠定了我国两千多年诗歌艺术发展的基础和基本风格。苏东天研究诗经近三十年，最终弄明了两千五百年来，《诗经》之误释曲解竟达百分之六、七十以上，令人震惊。为了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其无比艰辛是可想而知。苏东天认为：对《诗经》研究，自孔子之后便形成风气，两千多年来，释《诗》之书汗牛充栋，由于囿于儒家“诗教”，历代学者释诗，虽有不少新的见解，但都未能摆脱“毛诗序”之束缚。今天，不少学者综合古代研究成果，释诗有了新的进展，但由于“左”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影响，不尊重客观历史事实，所谓反古之“诗教”，倒而观之，将许多“风诗”冠之以奴隶、劳动人民所作，雅颂为奴隶主贵族作。因此，褒风诗而贬雅颂，其实也仍未脱“诗教”之俗套。《诗》在孔子册定“六经”，剥除了巫术的外衣，《诗》便成了研究、学习传统文化的教科书之一，成了富有科学精神的孔子“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诗经》的研究，自孔子之后，误释较为严重，至今犹未改变。
例如，苏东天认为：《国风》周南•《关雎》为“风”之始，与“小雅”之《鹿鸣》，“大雅”之《文王》，“颂”之《清庙》，称为“四始”。皆为祭典之乐也。前两者为春祭大典乐歌，后两者为宗庙祭典乐歌。而《关雎》为“风”之首，是周礼飨祭的重要乐章。《关雎》如何会是谈情说爱的小调歌曲呢？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吴公子季札在鲁观“周乐”，听了周南、召南后评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都道出了此诗的基本情调，此诗当是春祭大典上演仪农业生产全过程和祈祷农业丰收的舞歌之乐。诗首章写文王率领公社男男女女，在黄河之滨，迎着花香鸟语、明媚灿烂的春天，举行迎春劝耕大典。以下四章描写由播种（左右流之），耕耘（左右采之）到收获（左右其之）之过程；表达了春天播种时节“寤寐求之”的虔诚、忧虑心理，希望夏天庄稼长得好的“琴瑟友之”之精心管理、心中不安和高兴的心情；秋天获得丰收，“钟鼓乐之”之无限兴奋的情绪。诗中突出了“窈窕淑女”，表明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居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公社男女劳作是有分工的。这首诗就是姑娘们演仪一年辛勤劳动的过程，既为祈祷农业丰收，也表达大家不辞辛劳的心情，以示劝耕。“君子好逑”语意双关，既是对淑女们的赞美词，又是对农业丰收的祈求。君子、淑女，自然是赞美文王与夫人这样受人爱戴敬仰的贤王贤妃，也是赞美广大君子淑女，主在教化也。苏东天认为：此诗演奏时，始于至城，由兴奋愉快，再到热烈欢跃。“乱”指“钟鼓乐之”的大合乐。“始”为笙管分奏或合奏，终乐为“乱”，汇成“洋洋乎盈耳哉”之磅礴气势。
从苏东天对此诗的解释，我们可以想象出《诗经》首诗其意含内容是多么崇高深刻，其优美而气势磅礴的艺术水平令人赞叹不已，真无愧为诗经之开篇之首。于此，我们不乏可以了解到苏东天其独到而精辟的《诗经》释文，令人敬佩的同时，不乏给人以深思。当前的《诗经》普遍释本其误人子弟的严重影响实不可等闲视之。如今人对《诗经》•《关雎》首诗，普遍认为是男女恋爱之歌。释者与当今时代相结合而利用之，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借古喻今，以证明我国古代先民文学之如何“开放”之理由依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成了今人男女恋爱的代名词，其误导可见一斑。
从苏东天对《诗经》新观点可以想见，其高超的学术水平和大胆的批判精神令人敬佩。当年深大副校长杨伊白先生有感于苏东天甘于清贫、一心向学的坚毅精神，书赠云：“东天兄居陋室，箪食瓢饮，从事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课题研究。仆愧无芹曝奉献，谨拟拙联一副、以壮声色。联云：斗室量天地,寸管秤古今。”这是对苏东天《诗经辨义》一书极高的评价。

对王弼的“玄学” 研究是苏东天理论研究的重心，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易老子与王弼注辨义》一书中。正如他说的，写《诗经辨义》一书已够难的了，而这本书则更劳神啊。写完此本书时，其艰辛的岁月已使教授成为满头白发苍苍的老学者了。然而，对苏东天来说，其最大的欣慰是终于完成了中华民族在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之谜――王弼“玄学”，一向被认为是唯心主义本体论的王弼玄学，一下被变了面目，这自然会令人大吃一惊。苏东天认为以前许多研究学者所以感到难以理解，是研究思维方向上的失误，以为王弼注《周易》、《老子》和《论语》，乃是在诠释原著的微言大义；而实则王弼是为借古开今，意在从古文献经典中找出民族古代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思想，以创立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所以，王弼玄学，乃是民族古代本体论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借此不妨从《易老子与王弼注辨义》精辟论点中做些了解。苏东天认为：从《周易》以后，我国历代各家的哲学，除王弼外，都是以宇宙生成论、构成论与本体论相结合为特质，把世界观与方法论混为一谈，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孔子由于有自己明确的“中庸”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以是他能为民族建构起唯物论的“儒学”，奠定了民族哲学体系发展的根本基础。董仲舒由于他有了明确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以使他能建立起我国封建主义的唯心论思想体系。然而无论孔子还是董仲舒，都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重要性，从而予以研究来建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由于我国哲学史发展存在着这一严重的缺陷，因此使我国的哲学，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无法摆脱朴素经验主义实证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束缚，致使无法脱离宇宙生成论与构成论的基础，抽象逻辑思维难以飞跃到高层次的水平，而确立起本体论哲学的基础，因此造成哲学与社会政治理论科学、与自然科学混淆不清的状况。……
   “由于我国的哲学体系是政治哲学体系，虽然早已提出了‘命’、‘道’、‘无’等具有本体论哲学性质的最高命题和范畴，但由于未能形成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体系，所以始终难以摆脱经验主义实证论方法论的束缚，使哲学发展跳不出政治哲学的体系，而发展到本体论哲学体系的领域。王弼虽然天才地构建起民族本体论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基础理论，但由于他之前或之后的全部哲学史发展，都未能趋向本体论哲学体系发展，所以他的天才理论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缺陷，不仅使我国的哲学思维模式凝固不化，始终停留在底层次阶段，而且使自己的思想体系庞杂纷乱，不仅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相混杂，而且宇宙生成论、构成论、本体论、经验论、实证论等等混杂一起，兼容并包，全而无主。这就是王弼所批评的，由于舍本攻末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错误所造成的，五千年历史所铸成的凝固模式，已积重难返。……”
     “王弼‘玄学’之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十分简括而明确：崇本息末、崇本举末、以本统末。这是具有辩证特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乃是一种史无前例而后无来者的创造。因为《周易》、老子《道德经》、孔子《论语》中虽包涵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思想，却并未能明确这种原理，它是王弼总结出来，并自觉、明确地构建起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既经确立以后，又未能被而后的哲学史所自觉地认识和把握。……”
      苏东天认为：因为王弼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是借《周易》、老子《道德经》、孔子《论语》三部文献典籍建立起来的，所以他在论述自己论识论与方法论哲学原理时就不能脱离三部文献各自不同的特点；在运用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去剖析现实问题时，也同样是充分利用和发挥各书的不同优势和原理。比如《老子注》他重点是在论述“崇本息末”、“守母存子”与“崇本举末”的原理，并以此原理来剖析《道德经》和现实有关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王弼认为老子道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的主要特点是“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其子”，而“崇本举末”则不是主要的，他只是在《老子•三十八章》注中予以强调。这样，王弼不仅揭示了老子“道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特点，也完善了自己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原理。《论语释疑》是主论“以本统末”原理，这的确揭示了孔子“儒学”体系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特点，就儒学本身而论，孔子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应该说是“中庸”之道，然而就孔子建构儒学体系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而论，则应是“以本统末”。他是把“仁”作为“仁道”来统摄和建构“人道”儒学的。“中庸”之道乃是他分析处理一切社会问题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和原理。《周易注》乃是王弼运用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结合易经基本理论来剖析现实各种问题，以建构起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体系。《周易》的特点是在“究天人之际”的一切问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六十四”种认识、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方法规则和理论。王弼一方面给予全面的系统的揭示与贯通，一方面结合社会现实中的各种问题，予以全面深刻地暴露与分析。若从王弼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逻辑思维而论，在某种意义上讲,《老子注》与《论语释疑》是由具体到抽象，《周易注》是由抽象到具体。但是王弼的抽象、具体，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思维方法是有本质不同的，但也不能否定王弼朴素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特质，这是一种天才的自发，而不是一种科学的自觉；是靠借前人的哲学成果（主要是三部文献典籍）的启发，是靠时代历史发展要求的推动，使王弼的天才得以放出异彩。所以王弼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确立，是民族哲学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历史现实的产物，它标志着民族哲学思维的一次巨大飞跃和进步，这是王弼为我国哲学史写下的一页值得骄傲的光辉篇章。
“由于时代的悲剧现实，使王弼的哲学仅在文艺理论的建树上起到了一些积极影响之外，未能对社会的思想和政治发挥应有的历史影响和作用。李唐王朝尊崇老子，因王弼曾贬老子“非圣”，而将他的《老子注》打入冷宫。虽然他的《周易注》为历代所尊崇，但由于贬弃了他的《老子注》，等于砍掉了他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体系的脑袋，致使不能全面地理解王弼的哲学体系。王弼的玄学真正发生影响的仅是东晋南北朝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使文论、诗论、画论、书论和它们的创作水平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建立起纯文艺的文艺理论体系，使我国的文艺发展进入了纯文艺发展的历史阶段。所以我国古代的哲学体系由于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缺陷，致使抽象思维水平难有高层次的发展。自先秦理性哲学达到历史的高峰之后就再也未有大的建树，因此难以动摇孔、老的根本地位。宋明理学虽然完成了封建主义唯心论思想体系，但若与佛学体系比较起来，又未免显得暗淡失色了。王弼的玄学未能很好地被后人所继承和发扬，实在是莫大的损失，他的天才哲学同他的短命人生一样的不得志，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悲剧的历史。”
苏东天最终认为：王弼玄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继《周易》和老子、孔子思想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王弼的玄学是富有科学精神的，是属于辩证法范畴，尽管它有局限性和不完善性，却毕竟奠定了我国古代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在我国，可以说在我们现代未引进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之前，还未有第二个人能建构起如王弼这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体系。而且居然至今未能明确理解王弼玄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认识论的实质，令人不能不为这位仅活了二十四岁的天才大哲学家作无尚感慨！
王弼玄学的本质之谜被苏东天揭开，其对我国古代哲学史乃至今后民族哲学的研究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苏东天在古代文学和哲学理论的研究中，同时也在苦苦寻觅和探究能解决当今人类哲学危机的良药。当他与池田大作相见交流时，共同谈到当今人类哲学危机问题。而后苏东天深入研究了池田理论思想后，一下豁然开朗，才明白世界上最为伟大的哲学思想就在东方日本、中国、印度佛法根底之中。此前，苏东天本身对佛法已有很深的研究，当了解到池田大作佛法思想和渊源后，则对佛法有了一个飞跃性的更高更深的体悟。并为找到了真正佛法精义在日本由池田大作和创价学会在实践弘扬，见证到了具有世界性的和未来的人类哲学思想而幸喜，毅然著《和平与人道主义的实践者――池田大作》（《东方巨人―池田大作》）。
从《和平与人道主义的实践者――池田大作》著作中，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苏东天对佛法哲学高深的理论水平。当他在深入研究了池田大作的佛学思想后，与整个佛法理论系统相贯通而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不仅全然地悟透佛法哲学理论，而且高屋建瓴的对佛法哲学理论提出全新看法和结论。
然而真正能读懂池田大作的佛法哲学思想的人当今不多见，苏东天不仅能全面理解池田大作的思想理论，并且能进一步地融会贯通而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可从《人道主义的实践者―池田大作》和评论池田大作的文章中可窥得出来。苏东天对佛学提出的观点和结论相当独到，其高深的见解与佛学家池田大作不某而合。有人评其：“对佛学理解之深刻，为当世少见”。
苏东天在著作文章中有许多精辟结论，如《佛法在古代世界思想史上的地位》章节有一段话：“从某种严格意义而言，无论西欧或中国，至近代之前的整个文化思想发展史上，都未能建构起自己正确而严密的思想体系和哲学体系。佛法从本质上说，是生命哲学、是人本主义最高的最深邃的理念，也可以说是人生至善的道德哲学。就生命和人生哲学之深刻性与完善性而言，还是就现代思想文化史而言，佛法有如一颗神奇的稀世瑰宝，始终不减其能普照人间的光辉。”
就佛法与东西方思想体系定位，苏东天认为：“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耶稣，与中国先秦的老子、孔子、荀子和西汉的董仲舒，处于相应的历史时期的，足可匹敌、鼎足而三的伟大思想家，是印度的释迦牟尼和龙树。他们所创立和完成的佛法思想体系，这个在印度历时千余年的佛教，应该说是古代世界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佛教在它的发祥地印度虽然只存在了一千多年。但且在中国和日本得到了弘扬，成了构成东方思想体系主干之一，而且至今仍然显示着它内在的生命力。”
苏东天在《佛教的再认识》一文中认为：“《法华经》所体现的思想境界，如拿同时代的东西方几位哲人：柏拉图、孔子、耶稣等相比较，就显出了大巫与小巫之别了。佛法所揭示的是宇宙与人生无限的根本法则与真理，而柏拉图、孔子和耶稣所揭示的是宇宙和人生有限的法则和真理。”
  “佛法因有了《法华经》而显示了其体系的完善性，成了世界古代思想史上无与论比的最伟大思想。如果没有《法华经》的出现，佛法将是失败的，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历史影响。”       
如对龙树的《中论》中一句偈语，偈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为中道义。”至今都没有人能解析清楚明白，苏东天且认为龙树十分简明地以四句话就阐明了佛法哲学的最高纲领。意思是：第一句话指明其哲学的方法论，是说世界一切法皆依“因缘”而生，任何事物没有“因”和“缘”这一依据和条件，就不可能生灭发展变化。第二句话指明了佛法哲学的最高范畴，是“空”。就是说一切事物皆依了“因缘”而生灭发展变化的法则，因此，一切事物都处在“无常”、“无我”的变化之中。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即事物之法无常性。关于事物这种客观规律和特质，龙树名之谓：“空”。“空性”是绝对的、永恒的、无限的、总体的、共性的，是佛法最高的理念或真理。第三句话是说“空”亦可名为“假”，就是说绝对的永恒的总体的共性的“空”，是有相对的暂时的具体的个性的“常性”的实有的“假”之无限性构成的。因此，龙树定名的“假”，是指万法因缘生的不变的即具有“常性”的客观存在事物。所以“假性”，便具有相对的、有限的、暂时的、个别的特质。第四句话指出了佛法哲学的认识论乃是“中道”观，一切事物或万法或万物既具有“空”又具有“假”的特质。如何认识把握它才是正确的呢？那就是“中道”，即不执于“空”，也不执于“假”，而是既空亦假，空中有假，假中有空；空即是假，假即是空；非空非假，非假非空。这种“空假不二法门”才是正确的看法，才是符合客观实际法则和规律的理论和观念。所以，龙树又云：“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这个所谓的“八不中道”理论，便使佛法的认识论更为明确了。
可以说，这一佛法哲学的最高核心纲领让苏东天以现代术语揭示出来，其贡献可以说只能以“伟大”两个字来形容。用佛家术语说，也就是直达佛的智慧。

同时苏东天认为中国的最高哲学思想就在智??的佛法思想里。认为天台智??大师虽弘扬了佛法妙法，却未能使《妙法莲花经》在中国获得真正弘布，他那富有创造性的法华佛法著作的佛法思想可以说超越中国从古至今的所有哲学思想理论，只可惜千余年来一直被冷置在寺院的藏经阁内而无人能明。而后弘传到了日本，而日莲则在日本广泛地弘布了‘妙法’。直至今天，池田大作先生又把‘妙法’由日本而弘布世界。
苏东天认为：智??的佛法是‘理’的‘妙法’，富有及高的智慧性和哲理性。而日莲的佛法则是‘事’的‘妙法’，富有及强的实践性。而池田先生的现代佛法思想，则是在智??佛法和日莲佛法的基础上深层的展开和发展，无疑具有卓越的贡献和重要的地位。智??佛法关于“五时八教”判教学说；关于“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十界互具”的教理；关于“六即”教义；关于“一心三智”教义等都予以创新和发展。智??大师发挥《法华经》精义创立的圆教，将经论合一,融会贯通，使佛法经论和佛法辩证法发展到了极致，成了佛法发展史上的一个奇峰而傲然独立。后来华严宗受其影响，而仿习他的圆教佛法，因未能尽解精义，却企图超越，想集教理之大成，终于炒了个大杂烩，而沦为经院派之烦琐哲学。因此，更显示了智??法华佛法理论之深邃和崇高，它有如璀璨的明珠，光照千古！
苏东天认为：正当天台宗在中国佛教界处于崇高的地位，正法得到弘扬的时候，玄奘于唐初从印度学法归国，轰动了整个社会，由于唐太宗的支持，玄奘获得了空前的声望。他认为天台宗教义也未尽善，而宣扬唯识学。说明他虽博学却未弄懂佛法精义，他一生艰苦备尝，去印度十七年，后入长安弘福寺、慈恩寺释经十九年，译出经典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却一生不明佛法精义已在中国天台，岂不悲哉！已形成的庞杂佛经典籍不仅与广大民众隔膜，也与广大士大夫知识阶层远离了。如华严宗的经院烦琐哲学，只能是佛教作茧自缚，物极必反，而导致佛法危机。玄奘法相宗宣扬“一切皆空”、“一切唯识”，终于导致慧能顿悟成佛‘心禅’和净土念佛禅的泛滥。“以法为教”佛教传统，庞大的佛教典籍从此被宣告丢弃。禅净结合的‘佛教’乃是徒有躯壳的宗教了。唐代恢复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再经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灭佛法难，中国佛教从此一蹶不振而走向式微了。

    对于池田大作思想，苏东天更是作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其中论述道：池田大作佛法思想的中道主义哲学是他佛法思想体系的根干，既是现代的崇高的哲学，也是二十一世纪文明发展大厦赖以构建的支柱。池田大作的现代佛法中道主义哲学，是在继承和发扬释尊的《法华经》理念、龙树的《中观学》、天台智??大师的“一念三千”、“十界互具”和“三谛圆融”的法华中道佛法和日莲大圣人的“立正安国”之实践佛法，以牧口常三郎的“价值论”、户田城圣“生命论”的主导下，在现代的展开；在此基础上，又对西方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及合理主义、实存主义等现代哲学，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扬弃之后，而建构起他的能囊括并超越现代一切思想理论的高等哲学。他的“空假不二”、“心物不二”、“依正不二”、“生死不二”等充满辩证圆融的哲学理论，能解决当今人们的一切理论偏见，端正人们的思维方式，解决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中的各种疑难问题。如“空假不二”法门，解决了哲学中“无常”、“无我”和“常”、“我”互相关系的重大哲学问题。“空假不二”即中道，这是传统佛法的最高哲学原理，由于其深刻奥妙，几千年来因其始终难以与民众结缘，而被束之寺庙高阁。由“空假不二”法门引发的“心物不二”法门，解决了古今以来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严重对立和争论不休的各自理论中存在的片面性，从而确立起当代“心物不二”的中道哲学。由“空假不二”、 “心物不二”引发的“依正不二”法门，解决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矛盾问题。当今实证主义、合理主义、唯物主义都片面强调人定胜天、改造自然、无节制地利用自然，天人相分、主客分离，失去了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和谐关系。主观臆断，自我中心主义，肆意摧残破坏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自然在失调的情况下，因此出现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人类进行报复。唯有“依正不二”的哲学原理，才能解决人们的糊涂观念。由以上中道哲学理念引入生命哲学而形成的“生死不二”法门，解决人们对生命奥秘的正确认识。一切宗教和历史上贤哲们，对人“从何而来？”“欲往何方？”“所求为何？”等这些人生的重大问题，无不呕心沥血、编织理论，予以回答，但始终难以令人满意。如基督教的“灵魂不死”，人死后灵魂回到天国上帝那儿去；传统佛教的灵魂六道轮回，因果业报永无止境；唯物论的生命如火烛，烛灭（生命、灵魂）亦消等等。唯心论、唯物论，各有一套生命哲学，自圆其说，各云其是，始终不明其所以然。
    池田大作的“宇宙即生命，生命即宇宙”的现代生命理念，并将其与佛法“唯识论”之“九识”观想结合，而形成的“生死不二”之生命哲学，才给予了圆满的解答。由他的中道主义哲学引发出来的一系列辩证圆融的“不二法门”，可以解决一切疑难问题。如果说，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各自从唯心、唯物两个领域达到了哲学史的最高峰的话，那么存在主义则是鉴于两者的偏颇性，而企图超越两者以求创建现代的新哲学，但终因其理论混乱而难以成就。在这一新哲学发展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关头，池田的中道主义哲学，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智慧的结晶，也是推进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哲理。
苏东天认为：如果说十五、六世纪在西欧兴起的“文艺复兴”历史潮流，为人类造成了五百年物质文明的发展优势；那么，正在兴起的这场“宗教文艺复兴”的历史潮流，将会创造人类和未来精神文明发展的新优势。
   十五、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实现了中世纪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历史大转折。由于横扫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精神的基督教唯心主义神学，使人性获得了解放、才智得到了开发，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使物质文明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然而，随着上帝的消失，人类的灵魂似乎也随之失落了。被置于金钱和法律控制之下的人们，把曾经获得的“自由人性”，在激烈的“自由竞争”中重又丧失了，人们变得自私、冷漠、残忍和不可理喻。人们已不太明白――人需要互相关心、尊重和友谊，关心他人、共求幸福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这个起码而重要的理念。
   由池田先生掀起并领导的正在不断地推动着的以“和平、文化、教育”为宗旨的运动，是一场为现代人类找回失落了的灵魂的伟大运动。也即是说，近现代科学的迷信驱逐了中世纪的宗教的迷信，发展了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却同时也使人类丧失了精神文明的灵魂，使人们成了物质文明的躯壳。所以，人类现代要想找回自己已失落的灵魂，也必须要创造能抚慰现代人类灵魂的高等宗教。这种宗教自然必须能够激发人类全体的智慧和慈悲，也必须能引导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地向更高的层次健康地发展，能最终实现人类世界共同的和平幸福。这样理想的现代高等宗教，是不可能凭空随意创造的，它只能也必须以研究人类的整个文明发展史作为出发点，以时代文明发展的要求作为立足点，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人类古今思想文化精华，才能获得创意而建构起来。人们不会忘记，五百年前的西欧“文艺复兴”运动，是借助了古希腊罗马辉煌文化的伟力；而今天的“宗教文艺复兴”运动，则是借助了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辉煌的古文化‚这恐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和平与人道主义的实践者――池田大作》书中这些片断、观点可看出，苏东天是在对东西方思想哲学史和佛法弘传史、及创价学会的思想发展源流精研之后，对整个佛学思想体系和池田大作先生的哲学思想体系作了系统精辟解析和概括。他认为池田大作的现代佛法理念，是继承了佛法哲学思想最精粹的部分，是在现时代的展现和发扬。并通过国际创价学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实践，显示出了无限蓬勃的生命活力。因此，认为佛法思想才是真正解决人类面临严重的精神思想危机的良药，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进步建立最高的哲学和人学思想，使人类未来的精神文明发展走上正确的轨道，从而确保物质文明的发展不出现畸形、病态和失衡，让人类获得和平与幸福。
日本有学者评论：苏东天学识渊博，于佛学研究之深刻，学术观点之卓越，在中国尚未见第二人。难怪日本国际创价学会尊称苏东天为“东方的大菩萨”。

苏东天对东西方文化艺术也做了很深的比较研究，其中有一经典观点：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自古以来，有着以“人本思想”为主导和“神本思想”为主导的根本差别，从而形成了两大文化体系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造就了各自独特的文化成就。如西方现代派艺术从一开始产生，就受到了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艺术的影响。中国的传统书法、绘画艺术，是受人本思想、天人合一观的主导，以抽象表意为特点，在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影响下，艺术以无象之象为最高之象。所以，书法艺术和文人写意画艺术，便成了中国文化艺术的高等艺术。它们是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有着严格的艺术程式语言和风格规范，创作者和欣赏者是息息相通的。西方的一些艺术家虽然吸取了一些形式风格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十分了解中国艺术的规律特点，他们只为求奇求怪，随意所为，主观精神与艺术创作，与客观实际是相分割的。否定现实、否定传统和肯定自我的主观愿望并没能在艺术创作中得到应有的表现。          
                                              
 苏东天对我国古代史的社会分期问题也做了独到分析。他认为：依照我国文化体系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来裁定，我国古代是有限度的家族奴隶制为主导，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一直保留着其尾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予以消灭。古希腊、罗马那种发达的奴隶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因为没有西方这种残酷的灭绝种族的各族之间互相不断地侵略、掠夺的战争历史。中国古代主要是民族内部各氏族部落或各邦国之间的战争，是为争夺统治王权的斗争，而不是互相毁灭、占有的战争。即使到春秋末期和战国，也仍然是以家族为结构基础组成的新邦国之间互相争夺天下统治王权的斗争。在我国这种家族奴隶制体制下，奴隶制是不发达的，奴隶被分散在家庭中服役，社会主体力量是庶民，即农民，他们是自由佃农，而非奴隶，“井田制” 的土地是分到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基础。这些观点可在《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和影响》文章和《易老子与王弼注辨义》书中都有精辟论述。

其它大量学术成果在此不一一枚举。仅从以上几项学术成果片断和点滴分析可以看出，苏东天其学术精神和才智令人敬佩，他为民族文化的研究继承与现代的发展，其贡献无疑是杰出的。他在几十年学术研究中，不管道路如何崎岖曲折和艰辛困苦，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在自己的文艺园地上建构起了幢幢精神大厦，并坚信在不远的将来民族文化真正全面复兴时代必将到来。苏东天作为一个普通的学者，以这种责无旁贷地为民族精神园地默默地耕耘，奉献其一切，能坚守这块人文学术阵地，实是难能可贵。这正如有位学者所说的：“学术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舒缓地展示每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源流，还在于它达到一定境界时，能够阐扬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并超越时代维系人类精神于不坠。”

苏东天另著有《徐渭书画艺术》学术专著和《彩陶艺术论》、《书画同源同法之误》、《石涛生活道路及其思想变化》、《潘天寿艺术道路初探》、《王弼玄学对文人书画艺术兴起的影响》、《佛教与二十一世纪》等一百余篇论文，都有独到的新见解，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好评，其巨大的学术成就和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2007年9月26日于深圳莲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