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光潜

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藓盖着的卵石中露出一丛深绿的芭蕉，或是一湾谧静清莹的湖水的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这都自成一个世外的世界，令人悠然意远。我们在静穆中领略生气的活跃，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来清净的自我。

这种怡情山水的生活，在古代叫做“隐逸”，在近代有人说是“逃避”，它带着几分“出世相”的气息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一种“解放”。人为什么一定要困在现实生活所画的牢狱中呢？我们企图作一点对于无限的寻求，在现实世界之上创造一些易与现实世界成明暗对比的意象的世界，不是更能印证人类精神价值的崇高么？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这种意象世界是否只在远离人境的自然中才找得出呢？我想起二十年前的电车里和我的英国教师所说的一番话。他带我去看国家画像馆里的陈列，回来在电车上问我的印象，我坦白地告诉他：“我们一向只看山水画，也只爱看山水画，人物画像倒没有看惯，不大能引起深心契合的乐趣。我不懂你们西方人为什么专爱画人物画。”他反问我：“人物画何以一定就不如山水画呢？”我当时想不出什么话回答。那一片刻中的羞愧引起我后来对于这个问题不断的注意。

我看到希腊造形艺术大半着眼在人物，就是我们汉唐以前的画艺的重要的母题也还是人物；我又读到黑格尔称赞人体达到理想美的一番美学理论，不免怀疑我们一向着重山水看轻人物是一种偏见，而我们的画艺多少根据这偏见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

在这里我特别注意到倪云林画山水不肯着人物的故事，这可以说是艺术家的“洁癖”，一涉到人便免不掉人的肮脏恶浊。这种“洁癖”是感到人的尊严而对于人的不尊严的一面所引起的强烈的反抗，“掩鼻而这之”，于是皈依于远离人境的自然。这倾向自然不是中国艺术家所特有的，可是在中国艺术家的心目中特别显著。我们于此也不必妄作解人，轻加指摘。

不过我们不能不明白这些皈依自然在已往叫做“山林隐逸”的艺术家有一种心理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或者说，自然与人的冲突——而他们只走到这冲突两端中的一端，没有能达到黑格尔的较高的调和。为什么不能在现实人物中发现庄严幽美的意象世界呢？我们很难放下这一个问题。放下但丁、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一班人所创造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不说，单提武梁祠和巴惕楞的浮雕，或是普拉克什特理斯的雕像和吴道子的白描，它们所达到的境界是否真比不上关马董王诸人所给我们的呢？

我们在山林隐逸的气氛中胎息生长已很久了，对于自然和文人画已养成一种先天的在心里伸着根的爱好，这爱好本是自然而且正常的，但是放开眼睛一看，这些幽美的林泉花鸟究竟只是大世界中的一角落，此外可欣喜的对象还多着咧。我们自己——人——的言动笑貌也并不是例外。身份比较高的艺术家，不尝肯拿他们的笔墨在这一方面点染，不能不算是一种缺陷。

我们不禁联想到华兹华斯的名句：

你的心灵不久也快有她的尘世的累赘了。习俗躺在你身上带着一种重压，像霜那么沉重，几乎像生命那么深永！

（本文发表于1946年，节选自《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